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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味中国

来源:伐柴商心事(ID:Fachai_story)

作者:大帅去伐柴

电影《老炮儿》剧照,由于抽烟镜头过多,获2015年“脏烟灰缸奖”

1911年10月30日晚8点,天已经黑透了。昆明新军北校场,一名年轻士兵在准备弹药时被发现了。20天前,武昌起义刚刚爆发,空气里火药味十足。而这一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哪有什么军事行动。云南革命党人的计划就这样提前暴露了,“重九”起义爆发。

擒贼先擒王,城中的总督府是起义军攻击的首要目标。督府高墙深院,八挺马克沁重机枪一字排开,陆军一营管带唐继尧被火力压制,久攻不下,气得挠着大光头直骂“憨贼”。关键时刻,他留学日本时的同窗庾恩旸带领炮队一营直接轰开了总督府大门。三天后,昆明全城肃清,起义成功。

庾恩旸作为起义功臣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云南军都督府参谋部部长,随后一路升迁,历任云南讲武堂校长、军政厅长兼宪兵司令官、靖国军第三军军长等职。

1918年,庾恩旸率部行军到贵州毕节行营,勤务兵李炳臣突然拔枪,庾恩旸连中数枪身亡,年仅35岁。至于刺杀动机,坊间传闻居然是唐继尧看上了庾恩旸的老婆。

唐继尧为了笼络庾家,让庾恩旸的弟弟庾恩锡做云南水利局局长。看透一切的庾恩锡干了一年便辞官经商。

那个年代,军阀混战,列强林立。产业发展更是举步维艰,大到车船舰炮,小到火柴肥皂,技术、人才和利润几乎都被国外企业占尽。连指尖上的小小卷烟,也几乎和国内企业无关。1910年,卷烟在国内销售量高达75亿支[1],其中英美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简称BAT)一家就贡献了8成,几近垄断。具体到云南,据蒙自海关统计,仅“洋烟”一项,每年就从云南卷走白银近五万两,排在进口货物第三位。

兴办实业成为当时有识之士曲线救国的共同选择。庾恩锡也不例外,他瞅准了烟草行业,在昆明创办了亚细亚烟草公司,立志做中国人的卷烟。为纪念他的哥哥,他用庾恩旸发动的起义来命名生产的卷烟,叫做“重九”牌。

虽然离开了官场,但实际上庾恩锡的“重九”烟仍离不开唐继尧给的税收优惠政策。随着“云南王”易主,税收优惠被取消,加之BAT生产的卷烟大举入侵,“重九”烟迅速陷入困境,被迫停产。

内外交困的年代,抽烟,始终和爱国有着紧密的联系。抗战时期,云南卷烟厂以“工业救国”为理念,将“重九”更名为“大重九”重新生产。它采用盾形烟标,寓意众志成城、全民抗战的坚强信念,加之其革命历史意义,成为了人们心中标准的爱国烟。

一路坎坷发展到今天,“大重九”已经成为知名的高端云烟品牌,获奖无数。抽着“大重九”的人估计没几个人了解它的过去,但很多人都知道庾恩锡的孙子——庾澄庆。

“大重九”的历史,只是中国烟草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烟草传入中国,人们对它由陌生、好奇、接受到欲罢不能,整个行业也经历了混乱、失败和崛起,并随着时代和政策沉浮,一共400多年。这期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烟草消费国。然而,不管经历怎样的内因外力,即便面对已经研究得通通透透的健康损害,人们也似乎永远无法拒绝烟草带来的魔力。这背后的原因,远比烟草里的尼古丁、“大重九”的爱国情怀要复杂。

中国烟草简史

烟草起源于美洲,经由西班牙殖民者带回欧洲,并在明朝末年万历、天启年间通过海路传入中国。明末福建人姚旅的《露书》记载:“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辟瘴气。”当时的人们只把这种称为淡巴菰的植物当做一种新奇事物,学着外国人吸食。

及至晚明,中医大家张景岳在他的著作《景岳全书》从中医角度对烟草的性质和功效做出判断,认为吸烟能壮阳、祛风湿,有益身体健康,是“顷刻取效之神剂也”。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有益健康的论断,大约是尼古丁刺激了大脑,激发奖励机制并释放多巴胺,产生了快感。多巴胺,这种恋爱时也能产生的脑分泌物,总与成瘾有关。

对快感上瘾,是人性。吸烟于是成燎原之势席卷全国。甚至连前线的士兵也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洪承畴曾上书崇祯帝道:“辽东戍卒,嗜此(烟草)若命”。与此同时,烟草种植业开始大大发展,福建种植的烟草产量开始大增,甚至开始返销菲律宾,占领海外市场[2]。

皇太极看多了明军士兵吞云吐雾,因此对烟草极为反感。在清初,达官显贵只能偷偷尝试烟草,民间吸食者更是寥寥。到了雍正一朝,这位卖萌网红热爱艺术,对小巧的鼻烟壶更是钟爱有加,不但收藏各种各样的款式,还亲自指导创作鼻烟壶的样式和花纹。根据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记载,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出黑地珐琅五彩流云画玉兔秋香和桃红地珐琅画牡丹花卉鼻烟壶各一件,雍正分别指出:“玉兔不好”,“上下云肩与山子不甚好,其余花样照样烧造。”上行下效,鼻烟和鼻烟壶也因此成为18世纪清朝显贵不可或缺的把玩物件,烟草也在其间流行起来。

与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身份高度重叠的文人雅士,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烟草的最大拥泵。清人潘奕隽在他所著的《菩萨蛮·咏烟草》中就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烟草的喜爱:“何人种出相思草?依人欲化情丝袅。赋到淡巴菰,翻书故事无。”内容非常多巴胺。嗜烟文人中更不乏女性,女诗人沈彩曾写下一首《食烟草自哂》:“自疑身是谪仙姝,沆瀣琼浆果腹无。欲不食人间烟火,却餐一炷淡巴菰。”自视人间仙子的女诗人,并不认为烟草史人间烟火,宁可不食琼浆,也要吸一口烟。

自上而下的示范作用,再叠加上烟草的特殊效用,使得烟草很快重新在民间蔓延。与之相应的烟叶生产、加工、烟具制作等相关产业链也开始逐渐完善。吸烟的形式,也从烟枪、鼻烟再到水烟,一步步进化。清人陈琮更是辑录一部《烟草谱》,以百科全书的形式全面介绍烟草,成为当时烟草界的《茶经》。

19世纪70年代后期,卷烟机在英国被发明,使英国和美国在新的卷烟技术和产品领先世界。1889年,美国人菲里斯克带着“品海”牌10支装卷烟到上海试销,反响不小。老晋隆洋行从中发现了商机,在第二年从外国转运“品海”卷烟于上海登陆,这是卷烟在中国的发端。

1902年,美国烟草公司和英国帝国烟草公司等6家烟草公司重组成为当时的BAT。与此同时,官办的北洋烟草公司、南洋烟草公司、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盛宣怀的三星烟厂先后创办,推出了“龙球”、“双喜”、“飞艇”、“三星”等品牌卷烟,主要通过与“重九”类似的爱国情怀推销产品。而BAT这三个字母,在任何时候都是可怕的存在。虽然爱国旗号是一手好牌,但仍架不住BAT根本无视地方税收的霸权。加之强大的技术实力和营销推广,国产品牌要么停产、要么艰难维持、要么被吞并。

国货节节败退的同时,品牌营销大战却使得卷烟这种新潮的吸烟方式很快就被大众接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教育了用户。政客官员、文人墨客、贩夫走卒、寻常百姓人人吸烟。鲁迅、茅盾、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穆时英、沈从文、老舍等等都成了重度烟民。

徐志摩甚至在1926年写了一篇题为《吸烟与文化》的文章。他颂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烟雾缭绕的沙龙,培养了伟大的英国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才能[2]。中国的大学也可以利用一点儿他所谓的“抽烟主义”,一边抽烟,一边辩论,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此时的烟草,甚至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商品,而上升到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意识。

鲁迅已经成了中国烟草的免费代言人

与烟草地位一同上升的是卷烟在中国的销量,1890年仅910万支,到1900年达到3579万支,1910年直接飙升到前文所述的75亿支,1928年更是高达惊人的870亿支。中华大地,烟味四溢。

从海上漂泊入境,再到沁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肺里,烟草只用了400多年的时间。但在在文人墨客吞云吐雾,并为其不吝辞藻的时候,烟草对于健康的损害开始被发现,戒烟开始被人提及。

禁不掉的烟

1924年,美国《读者文摘》刊载一篇文章,题目是“烟草损害人体健康吗?”首次从纯医学角度公开指出烟草是有害的。三年后,英国医生弗·伊·蒂尔登在医学杂志《手术刀》上撰文称:“看到或听到的每一个肺癌病人都有吸烟,香烟是无疑可以导致癌症的。”这种观念也逐渐流传至国内,当然翻译通俗又不准确:吸烟容易引起肺痨。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官方希望借此将中国人改造成有道德、爱国的现代公民,许多中国人日常的陋习,诸如吐痰、插队都被认为是要求改正的习惯。而“纸烟勿吸”和禁吸鸦片并列在一起,成为新生活运动的要求。

蒋介石推崇理学,对令人上瘾的东西都避而远之。例如在大街上看到美女,他会在日记上自我批评:“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对烟、酒、鸦片甚至茶,他也希望眼不见心不烦。新生活运动在他看来,是一场关于“知行合一”的社会改良运动。1935年1月,蒋介石在浙江看到很多大幅卷烟广告牌,便亲自发电报给浙江省官员,命令他们禁止烟草广告,并将这些广告换成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和国内农产品的广告。

在此之前,美国传教士丁义华,前李鸿章幕僚、清廷驻美公使伍廷芳都曾倡导戒烟运动,但痨病的威胁、自上而下的非强制性约束根本不能阻止人们对于烟草的热爱。在动荡的年代,烟草已经成为很多人避世的寄托。这在老舍的《骆驼祥子》中有最贴切的描述。

祥子刚从乡下到北京时不吸烟,那时他强壮、勤奋,他把拉黄包车的收入存下来,希望有一天能买自己的车。三年后他的愿望实现了,但很快车子被士兵抢走。后来,遭遇孙侦探敲诈,虎妞骗他结婚,又难产而死,祥子的梦想一一破碎。他开始吸烟上瘾,“一坐在车上,他的大手便向脚垫下面摸去。点着了支烟,他极缓慢的吸吐,眼随着烟圈儿向上看,呆呆的看着,然后点点头,仿佛看出点意思来似的”。后来,他深爱的小福子上吊自杀,他彻底堕落了,“烟酒又成了他的朋友。不吸烟怎能思索呢?不喝醉怎能停止住思索呢?”

精神和生理上对烟草的依赖,已经不亚于鸦片。对于吃了一次又一次鸦片亏的国人来说,关乎民族觉醒和自强的禁烟,显得自然而然。然而现实的悖论是,社会动荡,人们生活贫苦,越需要精神慰藉,烟草需求量越高,禁烟越难。这些来自底层的需求,传教士、伍廷芳和蒋委员长当然不懂。

1948年上海解放前的巨幅香烟广告

对待烟草的两难境地,在庙堂之高一样存在,而且穿越历史。新生活运动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对烟草说不。早在1639年,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就下令禁烟,“犯者论死”。民间盛传是因为“吃烟”犯了“吃燕(京)”的忌讳。实则明末财政亏空巨大,民不聊生,崇祯认为烟草占用耕地和劳力,遂开始禁烟。

然而,两年后,崇祯又不得不下召开禁,原因还是在于财政。为了弥补亏空,崇祯自己穿着补丁朝服夜以继日工作,又号召大臣捐款共克时艰,结果响应寥寥。为了增收,崇祯没有办法,只得加重赋税,而烟草,则成为征税重点。《明实录》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月,驰禁兴贩烟酒,听从民便,需加等纳税。不遵者,仍依律治罪”。

回过头来再看新生活运动,用改良而不是用禁令的原因,也潜藏在财政年鉴里。在此前一年,卷烟税收入已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8.3%。为了弥补地方财政赤字,1934年6月,民国政府把烟酒牌照税下放地方。各地于是纷纷迅速提高税率来堵窟窿。福建省的卷烟公卖费一时提高到了价格的70%,其他各烟草大省也大都高于50%[6]。

政策上禁不掉的烟,实际上是舍不得背后的巨大财政税收,几百年来皆是如此。

国之重器

两年后,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台上就座的邓小平投完票随即点了一支烟抽起来。粤剧表演艺术家邝健廉看到后将一张写有“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的纸条递上主席台。邓小平看了看,笑着赶快把正在吸着的烟熄灭了。从此,会场上的烟灰缸销声匿迹,人们再也看不到国家领导人当众吸烟。

一个人的戒掉烟瘾的同时,历史却开始轮回,开启新的烟味之旅。1981年5月,国务院决定对烟草实行国家专营。1984年设立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并于199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以法律形式确立和完善国家烟草专卖制度。烟草的重要性,已经上升到国家高度。

1980年,香烟消费量为1.03万亿支,到了2000年,上升到1.87万亿支。2018年,全国人民共消费了4737.8万箱香烟,共计23689亿支烟,平均每人消费7402.8支烟,再平均到每天,就是一包烟。面对这么大的市场,烟草专卖制度不仅结束了百年前洋烟垄断市场的局面,也造就了制霸全球的中国烟草总公司。根据财政部和中国烟草总公司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烟草对国家的贡献。

中国烟草上缴财政总额(由于2017年烟草总公司并未公布上缴财政总额,仅在报告中提及过万亿,为严谨期间,这里不做计算。)

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烟草总公司近年来上缴财政的金额年年过万亿,占全国财政预算收入高达5%以上。如果对此还没有概念,可以看下烟草占国企上缴总额的比例。事实上由于烟草政企合一的特殊身份,他未算作国资委旗下的央企国企,表中的国企上缴总额中并未计入烟草的上缴额。但它又是地地道道的国有企业,因此这种对比是有意义的。结果会让你产生错觉,一个烟草总公司的上缴财政金额是全国国企的五分之一还多。要知道,这些国企包括了石油、化工、钢铁、航空航天、交通、核能所有平时让众人仰望的央企。

中国烟草与全球最赚钱公司的比较

放眼全球,中国烟草也是无人能敌。上图给出了2018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名单中最赚钱的前5家公司以及中国的互联网巨头BAT的净利润(汇率按照6.8计算,为与前述比较一致,中国烟草的利润采用上缴财政总额为10001亿元,而未采用税利总额11556亿元)。可以看出,全球最赚钱的科技、银行、投资公司,净利润不及中国烟草的1/3,当然还有100年前的老对手BAT。国内体制外的企业就更不必说了,当今的BAT在中国烟草面前,被秒到渣都不剩。如此夸张的盈利能力,不当各种企业榜状元简直不科学。原因还是在于他的特殊政企体质,连国内都不计入国企统计,更别说世界500强了。

另一方面,到2018年,中国烟草的职工总数达到55万人,与烟草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劳动人口超过2000万。无论从财政、就业角度,中国烟草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想戒掉,太难。

事实上,国际已经有不少控烟经验,包括进一步提高烟税等吸烟成本、严格执行控烟条例,当然还有在烟盒上印上各种惊悚的并发症图片来吓退吸烟者。

2016年两会期间,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段铁力表示,在烟盒上印警示图标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关于印不印烂肺在包装上的解释还涉及到尊严。2008年,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被授予了“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这样的:“宁要漂亮烟包,不要人民健康”。代表中国烟草局的发言人辩解道:“中国的烟包只能印名山大川,文物古迹等,印上难看的警示图片是对中国人民的不尊重”。

“吸烟有害健康”这是爱迪生的名句,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后一句“但有益国家”。这才是“符不符合”、“尊不尊重”的标准。

2018年3月22日,庾澄庆出席了一个戒烟活动,谈起自己戒烟的血泪史。他16岁开始抽烟,直到30多岁他的父亲因吸烟罹患肺气肿过世,他才痛下决心戒烟,也与如今流行的磁性“烟嗓”彻底无缘。这距离庾恩锡创立“大重九”已经整整过了100年,历史仿佛给庾家开了一个玩笑。

100年,风云变幻,人们对烟草的认识也已经完全不同。吸烟引起的肺气肿、支气管炎、肺癌等等并发症使得全球每年约600万人死亡,而我国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北京、兰州、上海、深圳、西安等城市已经行动起来,实行了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从中国烟草的上缴总额来看,15年到达顶峰后开始缓慢下跌,这也是在新时代年轻人健康意识觉醒和电子烟兴起的结果。

2019年被称为电子烟创业元年,2018年获得融资的6、7家创业公司开始扎堆出货。1月20日晚,前同道大叔创始人蔡跃栋在卖掉公号变现了1.78亿元后,跨界发布了自己的电子烟品牌,号称24小时就卖出了500万的货,羡煞旁人。但实际上,电子烟硬件设计门槛很低,500万就能创建一个品牌,90%的电子烟都产于深圳。

投资界都在说不要挑战人性,但对资本来说,使人成瘾的东西是块巨大的蛋糕。电子烟虽然去除了焦油等有害物质,但核心的成分还是尼古丁。很多创业者、投资人即便看到了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很难克制住自己的心魔。忍住金钱的诱惑,如同戒烟一样难。

历史告诉我们政策、资本只是控烟的标。什么是本?如果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尼古丁让人上瘾,那么是什么让人抽第一口烟呢?除了那些学着影视剧耍酷的孩子以外,即便在这个远离动荡的时代,答案或许和祥子一样。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与烟草控制经济学》报告,80%的烟民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在中国,3.2亿吸烟人口有67%的吸烟者来自农村,其中男性、40~49岁者、无业人员、农民、工人、文化程度低(小学或初中文化)、离异、分居、低收入是重度烟瘾人群的画像[8]。

从这个角度来看,烟民数量,就是幸福指数。也许人民幸福、安居乐业,不再被焦虑裹挟,就不会在夜深人静时,深吸一口烟,用忽明忽暗的火光,来获得温暖和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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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刘文楠,《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Carol Benedict,《中国烟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 《烟草在中国的传入与传播》,中国烟草博物馆。

[4] 杨琳,《社会思潮的“跑马场”:中国400年来控烟史》,腾讯文化。

[5] 胡大一,《中国控烟史》,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6] 《国民政府对烟酒公卖制度的改革》,东方烟草报社。

[7] 王海昉编译,《外媒称中国艰难推进禁烟令:最根深蒂固的吸烟文化》,参考消息网。

[8]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0全球成人烟草调查——中国报告》,三峡出版社。